3.2当代科技伦理问题

3.2.1科技伦理和科技伦理问题

　　伦理是指处理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科技伦理是处理科学技术研究和应用活动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科技伦理可以从观念、道德、社会层面上规范人们从事科技活动的行为，是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和科学技术应用工作的人们应恪守的价值观念、社会责任和行为规范。科技伦理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科学技术研究及应用是否符合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和伦理关切，是否能够保证使科学技术研究和应用不损害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命健康，防止科学技术应用可能对生态环境及人群造成现实的或潜在的风险和危险，让科学技术事业朝正确的方向发展，让科学技术与社会、自然协调发展。 

　　思想家和科学家们曾经认为科学技术没有价值偏好，科学技术是中性的，科学技术工作就是去发现和利用有用的知识，不涉及什么社会责任或道德伦理问题。然而，当代社会越来越认识到科学技术和道德伦理有着密切的关系，科研活动也会成为道德评价的对象，科研人员也会成为道德评价的主体，科学家们需要有社会责任意识，需要为科学技术的应用后果承担特定的社会和伦理责任。如果某项（类）科学技术研究成果会带来危及人类生存的后果，科技工作者就需要进行自我约束，社会也应该对这样的科学技术研究进行必要的约束。 

　　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80年代）以来，“科技伦理”这个原本陌生的词汇频频出现在有关科学技术议题的讨论中。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科学技术尽管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但科学技术正如一把“双刃剑”，有时也会带来危害和危险，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原子能技术、化工技术就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好处的同时，也带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环境污染等问题。在20世纪以来的科学技术发展史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产生了复杂的后果，某些科学技术成果的不当利用和滥用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甚至危及到人们的生存环境和正常生活。 

　　另一个重要原因与人们担忧科学技术应用可能存在潜在风险有关。在20世纪下半叶，人们不仅认识到了许多科学技术应用带来了现实危害，而且还发现许多前沿技术研究一旦得到运用，有可能产生巨大的不确定性，甚至存在巨大的潜在风险。20世纪下半叶以来，科学技术在各领域都得到极为快速的发展，在社会各领域得到大规模应用，而且科学技术已经使人们能够干预分子、原子、电子和基因，从最基础的层次上操控自然和生命，这都会极大地增加科学技术应用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让人类面临更多潜在风险。克隆技术、转基因技术、纳米技术等领域出现的科技伦理问题争议大都与人们对这种潜在风险的担忧有关。 

　　科学技术研究和创新尽管没有禁区，但科技工作者进行科学技术研究、应用、推广的过程中，需要有科技伦理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保证使科学技术研究能促进人类知识的增长，增加人类社会福祉。面对科学技术各领域快速发展和种种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应用，科技工作者群体、政府决策部门乃至整个社会的都必须关注科学技术研究和应用的伦理问题及社会责任问题，不能无视和忽视科学技术研究及应用所涉及的现实或潜在的风险乃至危险，正确利用科学技术成果为人类造福、为社会发展服务，最大限度地避免由于科技成果的使用不当而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科技工作者如果发现其研究结果可能对人类和社会构成威胁或伤害，应自觉约束乃至终止研究，并负责任地告知社会和公众。 

3.2.2科技领域的一些伦理争议

　　进入20世纪下半叶之后，由于应用某些科学技术成果（产品）造成的环境、生态以及社会问题就引起了社会的关注。1962年，美国作家蕾切尔·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书中描绘了人类可能因广泛使用DDT 而面临一个没有百鸟齐鸣的世界。DDT于1874年首次合成，具有很高的毒效，对杀灭几乎所有昆虫都非常有效，广泛用于灭蚊及各种害虫，在控制疟疾、增产作物等方面起了巨大作用。但DDT毒性高，难降解，可在环境中扩散，可在动物体内蓄积，并通过食物链使动物中毒。《寂静的春天》关于农药危害人类环境的预言，强烈震撼了当时的广大民众，并由此引发了国际社会对环境保护的高度重视。 

　　事实上，有关农药、化肥、抗生素、激素等各种化学、生物合成制品的不当利用对环境、生态和人类健康的影响，一直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科技伦理领域持续关注的重要议题。20世纪80年代，以西奥·克尔伯恩为首的一个科研小组对北美五大湖地区的环境污染进行追踪调查，找到了数百种有机合成物，这些合成物聚积在水中、水底、水生物体内，很难降解、毒害环境、破坏生态、威胁有机体健康，破坏了各种水生物的免疫、生殖、神经系统，并经水体、空气、土壤传播得到扩散，通过食物链进入高等动物，放大了对环境、生态乃至高等动物的危害作用。 

　　在快速发展的许多前沿科技领域，因新技术应用可能带来潜在风险而引发的激烈争议近些年来更是层出不穷。例如，在生命科学和生物工程领域，对各种新技术可能带潜在风险的担忧，引发了广泛的生命科学和医学伦理问题讨论。生命科学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对生命现象的认识，生物工程技术的迅猛发展也推动了从生命健康到生物产业的巨大发展，基因工程、蛋白质工程、干细胞研究、克隆技术研究等相关的新科学和新技术，已经充分展示出了在服务相关产业、改善人类健康方面的巨大前景，但这些新技术的发展也直指对生命现象的改造、设计和制造，引起了社会和公众对这些技术的潜在风险和伦理问题的广泛担忧和激烈争议，其中争议最为尖锐的是克隆技术。 

　　克隆技术研究可分为“治疗性克隆”和“生殖性克隆”两类。治疗性克隆技术可被用来克隆并培育人体所需要的器官，对推进医疗技术进步有重大意义，受到的伦理争议相对较小。但生殖性克隆技术不仅可用于克隆各种植物和动物，甚至可以用来克隆人，因而引发激烈的伦理争议。反对生殖性克隆技术的人们认为，生殖性克隆技术存在巨大的技术风险，作为一种较低级的无性生殖，它要求基因程序在短期内重编，万一发生程序上的差错和缺失，会对克隆人造成难以逆转的伤害；克隆人的出现也会严重冲击正常的家庭伦理关系，存在社会伦理风险；而且像产品那样批量克隆人将是对人的生命尊严的亵渎，生殖性克隆技术的应用甚至有可能滑向优生运动。 

　　许多国家的政府和学术界均表明禁止有违人类尊严的任何形式的克隆人，我国政府也明令禁止进行生殖性克隆人的任何研究。事实上，国际科学界已通过不同形式在生命科学和生物工程领域明确了相关的科研伦理准则。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1997 年就发表了《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世界卫生组织（WHO）2000 年发布了《评审生物医学研究的伦理委员会工作指南》，2002 年发布了《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生命医学研究国际伦理准则》，2005 年第59 届联大法律委员会还通过了一项宣言，要求各国禁止任何形式的克隆人研究，世界医学理事会也不定期地修改有关生物医学研究伦理规范（《赫尔辛基宣言》）。 

　　类似的激烈争论在干细胞研究、基因治疗、转基因技术领域中也比比皆是。人们争论制造出的人体器官是否也应拥有部分人权，运用基因技术改造生命是否违反大自然规律等；人们也担心愈发先进的生物工程可能被用来制造超级病毒、遗传检测技术的广泛应用可能会引发隐私保密问题、基因组筛查技术用于筛查胎儿基因缺陷可能在有钱使用这种技术和无钱使用这种技术的人群之间制造新的社会不公等。关于转基因农作物和转基因食品会不会影响到生态安全和人群健康的问题近些年也引发了人们的广泛担忧。 

　　在当代发展迅速的信息技术领域，同样存在许多广受关注的技术伦理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正在深刻改变社会的生产、管理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为人们的知识获取、信息交流、生活服务提供了多方面的便捷服务，信息产业的发展也已经成为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推动人类社会从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但信息技术的快速普及以及互联网的高度开放也使个人隐私保护面临严峻挑战，如何保护个人隐私、防止把个人隐私作为谋取经济利益的手段，已经成为网络时代的重要伦理问题；网络犯罪、网络病毒、网络黑客、信息安全、知识产权保护等新的社会问题也成为信息社会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在新材料技术等领域，颇受关注的科技伦理问题之一是纳米技术伦理问题。纳米材料现已开始应用于大众生活，显示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并为人类社会带来无限的可能，例如纳米传感器、纳米机器人、纳米药物、生物芯片等。但与此同时，纳米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也存在潜在风险，纳米材料理论上可应用于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无处不在、无孔不入，进入环境、生态、生物体，可穿越皮肤等生物屏障进入人体。因此，纳米材料的广泛使用有可能对环境、生态、生物和人类健康造成复杂影响。美国和英国政府就已开始采取行动，加强对纳米技术的管理。英国政府还要求皇家学会和皇家工程院研究纳米技术可能造成的伦理和社会问题，分析纳米产品对人体健康和环境的潜在风险。 

　　在当代科学技术的许多领域，特别是那些快速发展而又有巨大应用前景的前沿技术领域，诸如此类的伦理或社会争论比比皆是，学者们和社会人士进行热烈的讨论，部分公众也表现出对这些技术发展和应用的担忧。事实上，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科学技术日渐广泛地介入社会生活，冲击人们的传统观念，从而引发相应的争议和讨论。这种争议和讨论对促进人们全面认识科学技术及其作用，推动人们的观念变革有重要的价值，基于不同视角看到的问题、提出的观点对促进科学技术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对做出更好的科技决策亦有重要的意义。